五月中旬，陆文奇从微信转发了我一条新闻，标题赫然为《新加坡航空48年来首次净亏损，全球航空业面临“过度对冲”风险 》。在这篇简短的报道里，作者提到“随着全球航空公司因疫情造成的业务大幅下滑而步履蹒跚，一些公司面临着今年油价历史性暴跌后的第二次打击。新加坡航空与英国航空已经陷入‘过度对冲’亏损漩涡。”
这让我立马想到，在几天前我对陆文奇的采访中，他就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担心的是，疫情不仅不会倒逼企业套期保值，恰恰相反，它更可能会给企业套保拖后腿。这就像一个小学生突然碰到高三的难题—— 在价格风险管理当中，同时面对产量和价格两个风险变量，这个问题是比较高阶的一个问题。而疫情加速了它的来临。”没想到他的担忧一语成谶。
陆文奇从事期权及商品衍生品交易近18年。自2003年牛津大学MBA毕业后在伦敦先后服务于数家投行和交易商。2010年在香港加入中金公司，组建并负责全球大宗商品业务至今。用他的话说，他的职业生涯里前一半的时间在海外，“以学习海外衍生品的成熟经验为主”；后一半时间在国内，“试图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但要发展中国特色的衍生品行业之路并非易事。“最难还在认知，不论国内的金融机构，还是产业企业，对大宗商品业务的认知基本还很初级”。陆文奇曾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的提出，成熟市场的大宗商品业务，本应分为针对产业的(价格)风险管理类业务，和针对投资者的资产管理类业务。但国内主要金融市场多年以来只知后者而不知前者。（观点详见其2019年的一次主题演讲《国际投行大宗商品业务模式与中国实践》 ）。
事实上，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一方面各大商品交易所已上市期货期权品种达70多个，初步形成涵盖期货与期权、场内与场外、境内与境外的衍生品市场体系；期货市场规模也稳步增长，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长期以中小散户为主，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做风险管理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足。
“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是企业风险管理领域理论指导的严重缺位。我们只能在实践层面依靠摸爬滚打来积累经验。大量的市场参与者在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演化环境中丛林法则式地野蛮生长。既没有理论的先行指导，更缺乏试错以后的提炼总结，很多学费交了也是白交。而且对于参与个体，金融市场的试错成本是相当高的，再加上我国特有的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现状，大量企业高管不敢介入风险管理业务。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在理论层面我们没有关于保值定义的深入探讨，更没有形成这方面的共识，造成大量的操作时‘说不清’的现象，给各方面都造成了困扰，包括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监管、媒体等。”（摘自陆文奇在2019年"第二届产业企业风险管理大会"发言《企业风险管理中保值的定义》）
作为国内商品衍生品市场的较早参与者和探索者，陆文奇是国内少有的，能够站在海外成熟市场角度，犀利反思国内商品衍生品市场发展问题的人。这也是我此次邀他采访的初衷：他到底如何看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目前的发展现状？对于国际投行和大型贸易企业的大宗业务经营模式，国内企业有无对标？国内自主探索模式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如何看待作为市场主要参与者的期货公司未来的发展机会？还有那句我已经问过很多行业从业者的问题：国内商品衍生品市场发展未来真的会大爆发吗？我们还需要等多少年？
而这一切的答案，都将才本次采访中得以一一揭开。
采访嘉宾：陆文奇，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
采访摘要
1. 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行业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业务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两者规模差不多是50%、50%；国内的体系太偏重投资，太弱化企业价格风险管理了。
2. 2015年场外期权的出现是我们衍生品业务跨出去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非常好。既给了金融机构、期货公司摸索的机会，也给了市场一个发展的过程。
3. 我们的商品交易所创新的速度超过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创新速度又超过企业。这在股票市场是没有的。股票市场是反过来的。
4. 在价格风险管理当中，同时面对价格和销量两个风险变量，这是个比较高阶的问题。而疫情加速了它的来临。
5. 说衍生品，我们主要分为投资类和风险管理类。投资类我们不担心爆发，是担心怎么不让它爆炸。那种逐利的钱，恨不得给个机会就无限放大。我们操心的是怎么去限制它、监管它。
6. 这个行业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要看契机的。2012年前，钢厂或者整个黑色板块很少做保值。2012年以后价格大跌，给了黑色行业一个触动。现在钢厂也好贸易商也好，都是深度参与保值的。这是2008年的时候预测不到的。
7. 券商、或券商系的期货公司，有一种陷入了资源禀赋陷阱的感觉。自身条件一优越、资源一充足，就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失去了啃硬骨头的决心，成了圈养在动物园里的“丛林之王”。
8. 投行做的现货公司都能做，现货公司能做的投行却做不了，现货公司还不受监管。国内也一样，为什么子公司拼不过期现公司？一方面因为现货公司有更长时间的业务沉淀，更大原因还是子公司定位的尴尬。金融机构的好处没享受到，金融机构的限制都沾上了。
9. 为什么只有热联能走到这一步？跟浙江地区向来不怎么依赖所谓的资源是有关系的；跟那里市场化的体制和氛围是脱不开的。
10. 做风险管理永远有一个悖论，最好的风控是华佗的大哥，在别人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就防微杜渐，帮助调理，却倍受指责被认为是最没用处的。你做得太好，你就没饭碗了；别人都看不到风险在哪里。而华佗却像一个弱队门将，高扑低挡忙得不亦乐乎，貌似干了很多活儿，其实早干嘛去了？
11. 等到第二、第三代企业家，永续经营的考量超过第一桶金了，这时候风险管理的地位才会日益提高。
12. 目前国内在风险管理的相关专业上，学界非但不能引导业界，甚至在认知上还不如业界。
13. 期货行业毫无疑问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整合的。目前能全面覆盖经纪、资管、和创新业务的只有头部的几家，剩下第二梯队的就得摸索特色化路线，比如量化啊、比如注重某几个行业啊。
14. 不管期货公司也好、券商也好，资本市场从业者的出路永远在于创新。不像银行，主要靠资产负债表。期货公司生存环境比券商还恶劣，创新的压力更大。
正文
从职业经历来看，您毕业以来一直从事商品期权和衍生品交易，您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职业经历？在这些年的从业经历里，又有哪几件事情，对您后来的职业选择或行业理解产生的触动特别大？
陆文奇：从毕业偶然入行到现在将近20年，我的职业生涯全都在大宗商品领域，而且正好前一半时间在海外，后一半时间在国内。2003年到2010年我在海外，那是国内在向海外学习的一段时期。2010年到现在我在香港，主要做国内和跨境业务，也是这个时期我看到了国内从金融行业到互联网行业，将海外经验结合自身市场和国情，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路，正好我算是赶上了。
我最大的感悟还是，我们自己的特色道路中既有好的，也有欠缺的地方。我们肯定希望发扬前者，弥补后者。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能否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愿意去弥补，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能做哪些事情去弥补。有些问题可能是一个宏观的框架性问题，不是靠几家机构、乃至一个行业自身就能解决的。比如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行业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业务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两者规模差不多是50%、50%，有时40%、60%，甚至有一个短的窗口期可能30%、70%，但基本大致相当。 国内的体系太偏重投资，太弱化企业价格风险管理了。这个问题既有历史原因、体制原因，也有人才的、产品的原因，是各方面造成的。这的确是我一直比较困扰、希望能够看到有所突破的一个问题。
您这20年其实经历了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大宗商品的领域的各种大事件，其中有没有对您产生特别大触动的？
陆文奇：我最大的触动是，当大行情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各种“见证历史“的感叹。其实当一个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只能说明他活得不够长，见证的历史不够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惊讶只是因为你还没遇上。借用郭德纲语录里的一句，“你3岁经历一件事儿就明白了，你95岁还没经历这件事儿你就明白不了，所以吃亏要趁早”。每当大事件来临的时候，我的确会有一种敬畏自然的感觉，觉得没有什么小概率的事情是不能发生的。我一直对黑天鹅有很强的感同身受，有太多的事情你嘴上说想到了，而内心深处是准备不充分的，只是简单想到而已。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对风险、对小概率事件的认知主要还停留在“打嘴炮”的层面。包括这次原油负价格，即使交易所提出了预警，我们又有多少人认真准备了？每次大事情发生以后，我都觉得我比市场上绝大多数人对风险事件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但仔细反省又觉得还是远远不够，还有太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从您的角度来看国内的衍生品市场发展，您觉得应该分成哪几个阶段？以哪几个节点为分界线？
陆文奇：金融学里把期货归类为衍生品，在我国商品市场的实践中期货是常年被当作带杠杆的现货的。两者的区别是杠杆，而不是定价。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期现的模式，从定价的角度去理解期货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线性的衍生品。但我觉得真正的衍生品还是那些种类繁多的非线性的、为我们提供高度灵活度的产品。
也是这样的产品为我们打开了认识衍生品的大门，才有了后来的期现。 可以说2015年场外期权的出现是我们衍生品业务跨出去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非常好。因为假如场内出了问题会传染，会给市场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从场外开始，大家就有了一个练手的空间。既给了金融机构、期货公司摸索的机会，也给了市场一个发展的过程。
其实2015~2018年，不管是股票类还是商品类的场外业务发展都非常快。股票因为全是投资，那问题从来不在于缺少发展空间，而是发展得太快，加杠杆之类的都来了，所以要严格监管。商品类场外发展得挺好，对企业扶持也多，反而是企业对这块反应不够快。现在监管开始考虑慢慢把期权等衍生品引进到场内，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监管，一方面也说明这几年的发展是获得认可的。
这也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的商品交易所创新的速度超过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创新速度又超过企业。这在股票市场是没有的。股票市场是企业、资金端要求创新、要求突破，然后倒逼券商等金融机构，券商再倒逼交易所，交易所往往是最保守的。
所以一定要分的话，我觉得衍生品市场在国内基本分成这三段：2015年前都是铺垫；2015年到2018年场外期权蓬勃发展；2018年以后场内期权开始推出。
疫情发展会不会至少倒逼一部分行业或者企业开始重视套保？
陆文奇：我觉得疫情非但不会倒逼保值，反而是拖后腿。套期保值是什么？学术点说叫价格风险管理。疫情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价格风险，而是销量。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价格风险管理都有一个前提：产量和销量是比较稳定的。比如企业一年的产量和销量50万吨，可能上下波动到40~60万吨，进出10万吨左右。但疫情一来，企业今年的销量变成20万吨，那么之前做的50万吨的保值决策，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就像一个小学生突然碰到高三的难题—— 在价格风险管理当中，同时面对价格和销量两个风险变量，这是个比较高阶的问题。而疫情加速了它的来临。
典型的案例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常年对燃料油保值参与度很高，也一直是引以为豪的。本来油价跌成这样，它做完保值，锁定了成本，只要能继续运营，无非就损失点机会收益而已。只要航班数跟做保值时设定的相差不大，总体还是盈利的。但是疫情造成航班取消，使得保值的损失没有现货上的收益来对冲。
这个问题不是价格风险管理出错了，而是产量或销量出现了重大变化，对产量风险没有做好足够多的准备。如果企业管理者能意识到问题根源在哪的话，最好当然是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差一些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至少也不要将量的不确定性与价格的不确定性混为一谈。就怕有些企业领导粗放地认为这都是保值出了错，要一刀切停掉保值。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担心。
很多人觉得国内衍生品市场一定会大爆发的，但很多人又觉得它发展很慢，甚至有人觉得衍生品这种舶来品，中国从文化层面上可能都学不来，也学不好。从您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到底衍生品会不会有一个大爆发的发展？大概多少年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陆文奇：首先，中国的舶来品太多了，很多东西大家以为是原创，后来发现其实都是舶来品，甚至整个互联网行业早期也都是舶来品，这没有问题，完全不妨碍我们边学边发展、西学中用，所以舶来品这个理论站不住脚。另外，很多人都强烈认为衍生品市场很大，但我们也会反思，为什么市场规模始终没有爆发？什么时候迎来爆发？我觉得爆发是要有导火索的。中国虽说地大物博，但是中国GDP爆发还是要赶着改革开放这根导火索。
说衍生品，我们主要分为投资类和风险管理类。投资类我们不担心爆发，是担心怎么不让它爆炸。那种逐利的钱，恨不得给个机会就无限放大。我们操心的是怎么去限制它、监管它。
风险管理类我们希望它能爆发。但大概率不会是爆炸式的爆发，而是一个平和的增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客观地讲，中国的实体企业对价格风险管理的认识还是很初级的，从理念到实践都处在摸索阶段。如果一个人本身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体有状况的话，那么旁人也好医生也好，是很难说服这个人去医院或者哪怕做个体检的。现在的情况就是，企业像一个自己并没有意识的病人，金融机构是医生。我也没有把握说这块业务一定会三五年之内爆发。什么时候会爆发，还是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比如这个行业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很不好说，要看契机的。2012年前，钢厂或者整个黑色板块很少做保值。2012年以后价格大跌，给了黑色行业一个触动。现在钢厂也好贸易商也好，都是深度参与保值的。这是2008年的时候预测不到的。
其实衍生品的需求一直是在，只是有太多障碍限制了它的爆发，从行业到市场，再到体制。企业自身的意识和决心永远是第一动力。钢厂以前不就是因为自身利润很好，做套保动力不足么？但如果整个行业遇到寒冬了，大家就集体意识到风险管理不做不行了。有色更早就经历了这么个过程。但很多行业现在还欠一次有触动性的大事件。
另外，风险管理是一个成本部门，不是一个利润部门，本身是不直接创造利润的，更不是实体行业的主营业务，永远处在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地位。造成在企业内部自下而上对这块业务也很难产生足够的重视。
体制方面的问题更是一大堆，这里不展开了。总之风险管理业务什么时候爆发，我保持中性态度，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这肯定不是个赚快钱的地方，这肯定也不是个夕阳产业。
具体到国内商品衍生品的市场主要参与者，包括期货公司、交易所、套利机构和套保企业，您是怎么划分这些参与者的？
陆文奇：我觉得这划分基本是蛮合理的。我通常会把它分为买方、卖方、交易所。卖方就是金融机构，有券商，有期货公司、有投行、有信息供应商，总之有卖通道的，也有卖产品的，卖做市报价的，都是服务商。买方里面就分两大类，一类是投资类，一类是风险管理类。实体企业肯定是风险管理类，基金私募是投资类，还有套利的、期现的算一半一半吧。
如果衍生品行业要更好发展，作为买方都需要付出些怎样的努力？
陆文奇：期货行业算是受监管最严格的金融行业之一了，各种创新口号喊起来都很响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家头部期货公司能闯出来一些天地，是很不容易的。去年对我触动很大的是由浙江当地的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期现公司合作打造、形成的一个产业高地，算是这个行业一个亮点吧。
反而是券商、或券商系的期货公司，有一种陷入了资源禀赋陷阱的感觉。自身条件一优越、资源一充足，就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失去了啃硬骨头的决心，成了圈养在动物园里的“丛林之王”。
另外浙江地区的体制的确灵活，从考核机制到激励机制。目前我们能看到，浙江和广东地区由体制高地带动业务高地、创新高地的模式是比较明显的。跟其他地区差异很大。
要说还需要做些什么，我觉得金融机构内生的潜力基本释放得过半了。后面需要一波外界的压力或输入性的动力。当然这些外在的变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需要这个行业自己不断地进步，同时不断地发声，给市场一个变革的决心。
您之前也说国际投行业务在国内其实没有很好的典型，您觉得类似热联的产业服务模式会是一条出路吗？
陆文奇：我觉得热联的模式从贸易公司的角度肯定是成功的，产融结合的业务模式是我一直赞同的一个方向。但金融机构最终能不能演化为那样的模式，我还不清楚。虽说海外有J.Aron那样的投行背景现货机构做产融结合的业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受到更多约束的。比如监管，而且是白名单式的监管。热联能做这个事，正因为它不是金融机构。
这点在海外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08年以后，投行受到各种监管，而投行在商品上做的业务现货公司基本都能做。于是看到了投行交易员纷纷跳槽去嘉能可、托克、BP那样的现货巨头，也看到了2015年左右现货公司的无限风光。 投行做的现货公司都能做，现货公司能做的投行却做不了，现货公司还不受监管。上来就让3个球，怎么踢法？
国内也一样，为什么子公司拼不过期现公司？一方面因为现货公司有更长时间的业务沉淀，更大原因还是子公司定位的尴尬。金融机构的好处没享受到，金融机构的限制都沾上了。而热联却不用担心金融机构所面对的很多监管。
金融机构还有个问题，比如在现货公司要建立一个团队，主要考虑的是资本回报。金融机构还得考虑人均回报。人均回报的要求既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问题。现货公司的业务模式，人均回报是肯定达不到券商类金融机构的要求的。它的优势是能上资金规模，而券商由于分业的限制，资金规模还没上到那个台阶，所以也没那个需求。
热联模式能否大量在产业企业的中复制？
陆文奇：热联的模式肯定是值得借鉴的，市场上也有不少想学习或复制的。但复制热联最大的难点是它的体制。要说资源，不少央企、国企的现货公司或物产集团资源更雄厚，做的业务也很相似。要说技术这里也没有特别复杂的地方，更没有专利一说。很多局部，都不是热联首创的，市场上早就出现了先例。但为什么只有热联能走到这一步？跟浙江地区向来不怎么依赖所谓的资源是有关系的；跟那里市场化的体制和氛围是脱不开的。要学得先学这些。
您怎么看待商品投资机构接入现货的模式？他们在市场可能存在什么困难或者机会？
陆文奇：这有点像热联模式的反向操作，一个是从现货介入金融，一个是从金融介入现货。海外也是这样。前者有托克、嘉能可，后者有高盛的J.Aron，JP收购Sempra，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做同一类生意。当然，我们期现公司当下的重心主要还是在通过现货的那条腿来参与投资，就跟以前的红风筝、Touradji一样。这也是好事儿，说明投资多元化了，不再硬挤赌单边方向的独木桥了。跳出传统的战场，去基差那边寻找新的alpha源。这是机遇。
可能面临的困难，就是这样的模式壁垒有多高？alpha能持续多久？2010年做有色套利的，差不多有20%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吧。到2015年，几乎就剩喝粥了，除非你能加到杠杆。到2018年，连粥都不剩了，加多少杠杆都没用。基差也一样，现在的机会跟三年前比已经少很多了。不过至少给了市场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如何拓展业务模式，寻找利润点。这也是投资类机构最根本的使命。当然我是希望有一天投资类机构做现货的时候能把服务这块也做起来，在服务中赚到利润。
现在国内大量的企业还是选择套利而不是套保。这样大规模的选择，到底是体制本身出了问题，是企业偏好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去限制或者能发展成国外那种两者的平衡？
陆文奇：前面提到过，赚了的钱是很容易看到的，省下的钱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避免或有的损失更是被视为一种类似“玄学”的东西。做风险管理永远有一个悖论，最好的风控是华佗的大哥，在别人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就防微杜渐，帮助调理，却倍受指责被认为是最没用处的。你做得太好，你就没饭碗了；别人都看不到风险在哪里。而华佗却像一个弱队门将，高扑低挡忙得不亦乐乎，貌似干了很多活儿，其实早干嘛去了？
这一定是需要通过穿越大周期来学习的。百年老店也好、三代出贵族也好，说的都是这事儿，没经过大周期检验的都是不牢靠的。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第一代创业而言已经完成一个周期了，但对第二、第三代管理的检验才刚开始。创业的特性是要敢闯敢搏，赌对了才有今天。叫花子还天天强调风险管理的话那真的一辈子做饿汉子了。 等到第二、第三代，永续经营的考量超过第一桶金了，这时候风险管理的地位才会日益提高。
当然这里说的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体制里没有第一代第二代的区别。这可能也是国有体制下的企业在这块业务上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吧。我们看到体制内发展得快的都是市场化做得比较好的。既运用了体制内的资源优势，又发挥了市场化的效率优势。
围绕这个行业的其他第三方服务机构，比如高校、媒体、培训机构，您觉得它们对行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陆文奇：的确太需要这些机构的配合了。全国那么多高校，几乎每所高校都有金融专业，但很少有跟风险管理相关的专业甚至课程，除了一些行业特性明显的学校。每年那么多论文基本都是关于资产定价的，对投资界是眷恋有加，对风险管理是惜墨如金。学界非但不能引导业界，甚至在认知上还不如业界。当然这不能责怪作为个体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兴趣肯定是市场化决定的。还是需要政府的产业引导，给学界以足够的动力参与进来。
我们现在看到交易所的进高校计划到现在已经两年左右了，还是很有意义的。只是仅交易所做这事儿有点势单力薄，还没形成效应，执行的时候也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细节。希望能有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参与进来。
媒体的话也是，对行业的了解太缺乏了，带误解和偏见的报道不可避免。但我们也无法要求媒体如何如何，只有主动去宣传、去沟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慢慢去影响外界。
关于期货公司未来的发展机会，都说是资管业务和风险管理业务，但是以期货公司的研究实力，资管业务他们有竞争机会吗？风险管理子公司又受到很多限制，包括资本实力也限制住他们去做期现类业务，您觉得期货公司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陆文奇：这个我不敢过多评论，隔行如隔山，券商和期货行业还是有不少本质性区别的。我一些感受是，首先要考虑到期货行业的发展路径。毕竟这是一个脱胎于野蛮生长时代的产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建设，尤其是成长初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也是历史遗留产物，比如行业过于分散、比如产品范围过于狭窄，都有明显的上个世纪的痕迹。行业毫无疑问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整合的。目前能全面覆盖经纪、资管、和创新业务的只有头部的几家，剩下第二梯队的就得摸索特色化路线，比如量化啊、比如注重某几个行业啊。但第一、第二梯队加一起也没太多家，剩下的那些怎么办？一方面需要整合，一方面也需要一些政策的扶持。比如说5年前的子公司政策，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丝生机，非常正能量。但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也有好一阵儿没拓展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添加点什么呢？
当然了，期货公司自身肯定还是要继续加强管理，不能因为生存环境恶劣就放松管理，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您对期货行业目前的从业者有什么建议？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期货市场在国内市场太小众了，真正的人才都更愿意去证券公司，或者银行，如此只会越来越逆循环？
陆文奇：也不敢说是建议吧。总之不管期货公司也好、券商也好，资本市场从业者的出路永远在于创新。不像银行，主要靠资产负债表。期货公司生存环境比券商还恶劣，创新的压力更大。但期货公司的优势在于：1）聚焦，整个行业都聚焦在两、三条业务线上，不像券商动辄几十条业务线，分散到每一条业务线上的精力不一定有优势；2）灵活，对市场的变化更灵敏。比如期现这事儿，估计还没有几家券商真正搞明白呢。
对期货公司的分析师、研究员，他们的定位和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陆文奇：目前整个卖方的研究框架基本是二十年前就奠定的，最近几年没有大的变化。我觉得要突破的话一个是拓展研究的课题，不再局限于价格的涨跌，完全可以拓展到一些非线性的观点，拓展到行业的动态，丰富研究的维度。
另一方面研究的手段也要拓展。用量化的手段研究基本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向，结合机器学习和大数据，从传统的人为判断、线性回归和时间序列，提升一个维度，迎接人工智能的时代。
作 者 | 扑克内容团队
采访嘉宾 | 陆文奇
来源丨扑克风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