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讲堂丨数字经济十问（上）

近年来，数字经济在我国迅速崛起，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动力。从互联网企业“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到5G网络的逐步投入使用，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企业的组织治理形式，在生产生活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现实对发展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10月，高层领导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更是提出，到2035年，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由唐·塔帕斯科特（DonTapscott）1995年在其《数字经济》一书中提出。在书中，塔帕斯科特认为传统经济中以实体方式呈现的信息流，在新经济中将以数字形式呈现。

狭义的数字经济由美国经济分析局（BEA，2016）定义，主要指的是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与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商业发展模式和数字媒体，对应于大众认知中的互联网公司和计算机相关产业。

广义上的数字经济其外延则更加宽泛，各方的定义也因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和认知角度变化不尽统一。较为有共识性的理解由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该倡议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强调了数字化时代下，信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对产业组织结构的改变、提升乃至形成全新业态的变革性发展。

中国信通院在G20峰会倡议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最终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

“数字经济”的内涵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延申，经历了从狭义的单一产业限定到广义多产业联动的历程。从其内涵的变化来看，数字经济要成为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推力，从被动工具到主动发展，必须和传统实体经济融和，才能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实质上，技术奇点的出现与否并不一定对工业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落脚于稀缺资源的分配。正如蒸汽机的出现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脑与互联网的诞生带领美国进入长达十年繁荣的“黄金时代”，数字经济的落脚点同工业革命的本质有许多类似，其在社会数据流下对资源的高效配置，有望在今后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不仅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在催生与聚合各类创新要素，为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可以从长期增长的角度分析。以索洛模型Y=A*F（K,L）作为基础，数字经济在将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直接加入函数、改变生产函数的形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三种途径来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数字经济改变了经济的生产方式，这种提升的改变落脚于生产函数形式的变化。通过改变经济生产的方式，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利用率，从而使得各要素的边际产出提升。

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了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这既包括技术产品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又包括了商业模式改进带来的供需匹配度上升，间接促进整体的经济增长。

从数字经济占比来看，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43.7%，其中发达国家占比为54.3%，发展中国家为27.6%。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0%，分别为66.7%、66.0%和65.0%，紧随其后的韩国占比为52%。

相对而言，美国在数字经济产业的服务部门更具优势，而中国则在数字经济产业的制造部门具有竞争力。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在服务部门尤其是IT及互联网服务业方面与美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速位居全球第一，同比增长9.6%，具有非常强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能。特别作为人口大国，截至2020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庞大、多样化的用户群体。

在2020年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叠加疫情影响之下，数字经济的高增速和比重的依然不断攀升，对我国经济的起到了有力支撑，2020年全年我国GDP增速达到2.2%，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加速到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叠加近几年的疫情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并催生出大量在线应用场景，数字经济在经济中规模逐年增加，已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从当前的数字经济结构看，我国数字经济主要以服务业为主导。截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三大产业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9%、21%和40%，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常年高于工业和农业，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关键技术所在的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较为缓慢。

将数字经济拆分为产业数据和数据产业两部分，产业数字化占比逐年提升，由2015年的74%提升至2020年的81%，数字产业化占比逐年下降，由2015年的27%降至2020年的19%，且二者的分化同样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由宏观层面上“量”的爆发式积累变成量质皆重，从以点带面发展重点产业扶持重点公司转向不同产业协同并进发展。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研发和服务方面，提出了更加具体化的指标要求。

从成本端看，在传统产业中，由于规模经济，企业规模增加会有生产成本的下降。但是传统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前期边际成本较高，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平台企业因为其低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性打破了企业自身的束缚。因此数字经济下企业得益于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其增长速度要比传统更快。

从收入端看，在传统市场语境下，企业面对市场中消费者需求和数量的差异难以把握，往往会选择生产受众面最广的产品，造成市场上同质化产品过剩。而在数字经济下，信息流通带来的需求群体画像降低了企业获取客户需求的成本，形成了消费端的长尾效应。消费端的长尾效应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提升企业的利润。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而言，从2016年至2020年，软件业务收入从4.9万亿元增长至8.16万亿元；大数据产业规模从0.34万亿元增长至逾1万亿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由2016年的10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11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由2015年的21.8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7.2万亿元；信息消费规模同样由3.4万亿元增长到5.8万亿元。这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都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在微观层面的利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