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左宗棠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在奏折中说，
刘松山本是王珍( 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 )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世界管理学大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彼得·德鲁克说过：人事决策决定着组织取得成效的能力，并对一个组织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难以改变。可见，识人和用人在事业成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国家财力支持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为“中兴第一名臣”。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近百年来无数风云人物，包括梁启超、蔡锷等人，都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探讨，或者以他为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或者以他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本人以及他身边的心腹幕僚，也在不同场合交谈过。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做高官、负大责任的领导者，主要应该抓两件大事：一在树人，一在立法。他说：“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圣贤教导我们的话有千言万语，但根本是立人、达人。“今日懂得立人、达人，今日就是君子;明日不懂立人、达人，明日就是小人。”在与胡林翼通信时，他特别强调说：“今日世风颓靡，我们慎之又慎的，只有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下手之处。”
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总结说：曾国藩始终不变、一生坚持的，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方面，即“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并说曾某的成就“二者足以尽之矣”。前者是讲修身，后者是讲用人。他发挥说：大凡一个人如果修身的功夫不到家，就是本源不立，最初表现在学术上立不住，最终会成为事业上的拖累，二者之间的关系，开端并不明显，但效应异常显著。曾国藩修身方面，有诸多可资吸取之处，他每遇一件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在用人方面，“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薛福成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他概括曾国藩成功的两个方面，堪称精辟。而曾国藩的一生也验证了这一点。
1.曾国藩的人生三境说
孔子曾讲过人生的“三段式”：
少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老年人血气已衰，戒之在得。
简单回溯一下曾国藩61个年轮的人生历程，他对人生有一个非常深的体悟，用他自己的三句话来概括就是：
少年经不得顺境，
中年经不得闲境，
晚年经不得逆境。
曾国藩61岁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从孩童时到28岁这个年龄时段，标志性的基础或成就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曾国藩在28岁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 1838年 )考中了进士，并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从而拿到了传统社会的敲门砖，打破了曾氏家族几百年“寒籍”的历史。故其弟子黎庶昌在为曾国藩写年谱时感叹道：“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曾国藩在“出湖”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也为他改变时代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是在这一时段中，曾国藩还练就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本领，尤以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受到湖南经世思潮的影响最为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 杨慎初等：《 岳麓书院史略 》，岳麓书社，1986年版 )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恰恰在这里受到湖南理学经世学风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为自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依归，以捍卫传统的道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他同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没有走入腐儒一途，而养成的经世致用本领，使他能够通权达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平生经常讲的人要立得住，还要行得通。
第二个阶段是曾国藩在京城从政为官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特别是最初的九年间，是曾国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时间。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37岁的时候，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 )，是一个与地方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级官员。所以他信心满满，给当时还健在的祖父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说孙儿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来一百多年的“升官纪录”。的确，在40岁以前就做了一个部级的领导，九年连升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在京城为官这十五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国这种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里，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会跨过去。曾国藩后来成功的时候，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总结说：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与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国斗。这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逾越清朝政府给他设定的一道道红线。他为什么能够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从领兵出征，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功臣。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十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巅峰的一段路程。
《 易经 》告诉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恰好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这项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清朝赋予他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曾国藩完成这项使命，是非常的艰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自己经常讲打脱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他打造了跟清朝体制不相容的东西。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赖以安身立命、保家卫国的传统武装力量。但曾国藩打造的是一个体制外的湘军，跟传统的体制有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当曾国藩把武昌打下来的时候，咸丰皇帝最初特别高兴，一扫几年来节节败退的阴影：没想到他( 曾国藩 )一个书生还能建立这样的奇功，朱笔一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但是，旁边一个大学士——汉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说：
曾国藩他是个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个人，登高一呼，追随他的人有几万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够把武昌城打下来，明天把安庆打下来，后天把南京城打下来，他又何尝不能把北京打下来!
咸丰皇帝听到旁边这位大学士的提醒，朱笔吓得都掉到了地下。咸丰帝从此以后牢牢记住了这一点——绝对不能给曾国藩、这个手中有兵的人封疆大吏的权力。所以说，曾国藩在地方带兵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封疆大吏的权力。这也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途当中，显得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他成功了。因为在他54岁的时候，他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把金陵城拿下来了，还封了侯爵，做了大学士、宰相，等于说爬到了大清帝国中臣僚所能攀登的最高位阶——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他的事业也处于一个巅峰。
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是最后的八年。这最后的八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老年人经不得逆境。他经历了逆境——天津教案。这是曾国藩处理的第一起对外交涉事件。
处理这起交涉的案件使他由原来拯救帝国的一个中兴名臣一下子威信扫地，打到地狱一样，所以他后来在日记当中，给友人的通信里，也一再讲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就是指全国的舆论都不容他，骂他是卖国贼。“内疚神明”就是说我自己的良心也觉得过意不去，为什么要我替国家承担这样大的历史罪名呢?他晚年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打击，处理天津教案前，他给儿子写了遗嘱，最后没有处理完，他就重新回到了两江总督任上。这是他第三次到两江总督去上任。但是到任一年多，他就去世了。
2.左宗棠：向曾国藩学习
曾国藩去世的日子跟他的父亲是同一天( 他父亲是在咸丰七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去世 )。见证者薛福成在其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右眼已失明两年多的曾国藩自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右脚麻木，经久稍愈。二十六日傍晚，到水西门码头迎接他早年在京城读书的好友、时任河道总督的苏廷魁，因发眩晕旧症而回衙署调治。二月初二日晚，眩晕。次日晚，口不能言。初四当天上午，薛福成与他下围棋，一连下了三盘，曾国藩这次特别出奇，三盘都赢了，所以他非常高兴。等薛福成出去的时候，他把薛福成送到了窗外。
他回来的时候继续办公，大约办公到下午的时候，他出去了，到两江总督署的后花园去散步。他走着走着，连声喊足麻，接着就向前仆，跟随在身后的他的儿子曾纪泽连忙把他扶住，当即就传轿子，把他抬到大厅的中间。任凭大家千呼万喊，曾国藩这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用手指着自己的心，画了几个圈圈，别人是否知道他想说什么，不得而知。然后端坐三刻而逝，去世时间是戌时，即晚上的七点钟。
这样一个挽救清朝命运于将倾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了举国震动。皇帝得知这一噩耗后，立刻派当时非常有名的大臣去治丧，同时辍朝三日，三天不接见朝臣，不处理朝政，以示国家对他的哀悼。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正在西北战场，前往兰州途中。得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非常悲痛，在给他的儿子孝威信中说：
涤侯无疾而终，真是大福。惟两江替人殊非易易，时局未稳，而当时贤能殊不多觏，颇为忧之。
左宗棠悲痛不已，后来又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大体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他说，曾国藩的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不但从个人的私情交谊上来说，感到悲痛，更重要的是，我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曾国藩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去世，势必在整个大清帝国当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第二，他说，我们之间过去有争论，可能别人不太理解。我自己刚刚写了一副挽联，这副挽联道出了我真实的心情。世人议论所谓的曾、左不和，是外间腐儒的看法，我们所争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国事兵略，并非争权竞势。
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此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
第三，他告诉儿子孝威：我送去了四百两白银作为丧仪，但仍不足以表达哀思。当曾国藩的灵柩过到湘江的时候，你要以晚辈的身份前去祭奠，“牲醴肴馔自不可少，如果能作诔词以致哀，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最后他告诉儿子：我最佩服曾国藩的是，他的知人之明。所以我写的挽联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挽联中的落款特别重要，写的是“晚生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两人结识甚早，相知最深。曾国藩后来做大学士的时候，左宗棠为总督。按照国家规制，总督在大学生前应以晚辈相称，即在大学士前称“晚”，但左宗棠给曾国藩去信说，我只比你晚生了一年，我们之间能不能破一破官场的规矩，我今后跟你书信往来的时候仍一如既往，不称为晚。曾国藩与他开玩笑地说：恕你无罪，今后我们就这样以兄弟相称。但是在这种极郑重的场合，左宗棠送的挽联，他恭恭敬敬写上的是“晚生左宗棠”。
左宗棠这里讲的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出自同治七年他给皇帝上的一个奏折，他通过曾国藩识拔刘松山这一典型事例，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说：
刘松山本是王珍( 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 )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3.慧眼识松山
刘松山是湘军后起的一个鼎鼎有名的大将。《 清史稿·刘松山传 》主要写了他三件不同寻常的事，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赏识：
第一，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攻打徽州城时夜袭湘军营地，湘军的许多将领和士兵都逃窜而溃。只有刘松山把旗帜往这儿一插，坚定月下，岿然不动，并且对那些逃溃的人说，我是第四旗刘松山，大家不要退。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对刘松山以国士相待。
第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把湘军几十万的军队几乎全部裁撤，但是唯独留下刘松山这一支。而且，他后来镇压捻军北上的时候，奏请从征的唯一原来湘军嫡系系统的人，就是刘松山。湘军将士打了十几年的仗，都想回家，只有刘松山毅然前往。后来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曾国藩又把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
第三，刘松山自从打仗起十几年间，除了仅有的一次回家乡招兵之外，没有回过家乡一次。他有个待嫁之妇，早在十几年前就写定了聘书，要成为他人生的另一半，但是他一直没有回自己的家乡，去完成这个夙愿。后来，他的待嫁之妇在洛阳亲自等待，刘松山回去完成婚礼。十天之后，刘松山立刻奔赴战场，从此一去没有复返，直到死在战场上。
《 清史稿 》最后用了一句话，颇为惋惜地说：
如果刘松山安享天年，他的功劳绝不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将领之下。
传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西北战场中取得那样大的成就，更多的是倚重于刘松山。正因如此，左宗棠才向皇帝上奏折：
此次西北平定，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特异功能”把刘松山这位在左宗棠看来普通的将领，一个营官，一个最底层的官员识拔出来?
据《 曾国藩日记 》记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召见了两个营官。营官是湘军最基层的官员，是武官。这一天他跟刘松山有一个谈话，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刘松山，七都山枣人，曾在季洪( 国葆 )处当长夫。咸丰四年冬，在铜钱湾入璞山( 王珍 )营。其兄在岳州阵亡。母存、父殁，嫂嫁，有二侄。据称，东安、郴州之战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伟。王枚村不言而善战。挺拔明白。
可见，曾国藩不但记录下刘松山的个人履历、家庭状况，而且对他加入湘军以来的表现尤为关心，在同他谈话时，也了解到相关战役的具体情况，最后是对刘松山的断语——“挺拔明白”。
挺拔，就是人有担当。没有担当的人，曾国藩是绝对不重用的。明白的含义有二：一是能够透彻地理解领导的意思，不用上司费口舌;二是包含不给领导惹是非的意思。理解领导的意图，又敢于担当，当然靠得住，因而在曾国藩看来，有培养前途。初次面试，然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又有守徽州城时的镇定自若，因此以国士待之。
4.《 吕氏春秋 》的“八观”法
中国古代有很多鉴识人才的办法。曾国藩要想有更大的成就，必须具备伯乐的本领，把更多的千里马从他这个大本营中不断地识拔出来。《 吕氏春秋 》中有《 论人 》一篇，堪称中国较早的鉴识人才法。当时称为“八观法”。就是从八个方面观察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能不能做大事情，能不能有担当。
第一是“通则观其所礼”，是指一个人在命运通达的时候，礼遇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成为他的门上贵客，每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
第二是“贵则观其所进”，是指一个人在地位高的时候，能够提拔、栽培更多人的时候，提拔的是什么样的人。这能够反映一个领导者在用人上的取向。
第三是“富则观其所养”，是说当一个人富有的时候，他是否有周济穷人的恻隐之心，推己及人的儒家博爱情怀。
第四是“听则观其所行”。就像孔子所讲的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是讲一个人言行是否如一，是否能够说得到也做得到。
第五是“止则观其所好”。这句话尤为重要，是指在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持住自己，约束自己的身心，也即儒家慎独的功夫。
第六是“习则观其所言”，是指一个人学习的时候是否有自己的心得、体悟，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第七是“穷则观其所不受”，是指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否做那些不义之事，攫取不义之财。这是衡量一个人做事能否突破底线的一种状态。
第八是“贱则观其所不为”，是说地位低贱的时候，是否做了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 吕氏春秋 》的“八观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三国时期，人才竞争的态势更趋强烈，魏国一位大臣刘劭写了一本《 人物志 》，就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声音、相貌、气味等，探讨一个人能够担当什么样的职务，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本书早在19世纪的时候，就被西方的管理学引用过去，英文版名字为《 人类才能的研究 》。
5.冷眼识英才
曾国藩最重要的本领是冷眼识英才，从刘松山这件事情上就可以想见。
《 清史稿 》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曾国藩每次识人的特异办法。它说曾国藩为人威重，凛然不可犯，长着美须髯，胡子非常长，三角眼棱角非常分明。每次见人的时候，他总是盯着对方仔细端详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把这个人看得心里发慌。随后，两个人才开始对话，主要是曾国藩提问题，考察对方是否有条理。对话完成，这个人告退，他立即在日记中写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突出的优缺点。《 清史稿 》还特别用了三句话，专门讲曾国藩在这个方面的才能。
第一句话是，经过面试、谈话后，对人优劣的评价“无或爽者”。
第二句说他将俸入包括养廉银等全部用来养士，“老儒宿学，群相归依。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
第三句是说他“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就是从来没有失过眼。尽管这样的记载多少有些美化，但他确实在识人方面有超乎常人的本领。不光正史，他身边的幕僚也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证。
桐城诸生方宗诚是曾国藩身边比较晚加入的一个幕僚，他的日记中记载了第一次到安庆拜见曾国藩时的情景和感受。
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手握十几万重兵的湘军统帅，按照他的这些身份，肯定是一个威严而又高大的形象。令方宗诚意想不到的是，曾大人一点儿架子没有，就像一个老教师：
凡属士人来求见，无不立时召见，退则记其人言语气象如何，皆笔之日记。在总督衙署设置了一个箱子，专门接收各方人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晚上定时开视，有可采纳的，立即施行。
予初次见面，以公虚心纳善，知无不言，公皆笑纳，临行书楹联以赠，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盖以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经过这一次“面试”，方宗诚得出曾国藩“好贤出于天性”的结论，立即决定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最愿意送给人的“礼物”就是楹联之类，他送给方宗诚的楹联是针对方性格外露的弱点而发，“敛气乃宏才学识”带有规诫的意味。这让方宗诚钦佩不已。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领袖，而这个称号的获得可以说容闳功不可没。容闳给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一，中国要学西方，应从“制器之器”入手。
第二，把中国的留学生送到美国去读书，接受西方教育。
容闳于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农家，17岁入教会学校，19岁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毕业，1860年到南京。曾国藩在安庆时，听人谈到容闳这个人很有才干，立刻叫身边与容闳熟悉的张斯桂给容闳写信，招容闳到他的幕府中来。容闳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很害怕，此时他正在九江城跟太平天国打得火热，给太平天国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容闳最初以为总督要用这个办法把他抓到之后杀掉。正在犹豫中，曾国藩又指派张斯桂给容闳写了第二封信，还是请容闳来，并附上容闳非常信任的好友李善兰( 著名数学家 )的信。这次容闳弄清楚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原来不是要杀他，是要请他去做事。随后，又收到了第三封信。第三封信又附上了李善兰的信。
这样，九月份的时候，容闳就来到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大营。容闳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总督让我坐到他前面，含笑不语则数分钟。他又以锐利眼光将我自顶及脚仔细估量，好像要查看我什么，外貌有没有跟常人相异的地方。最后，总督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射我面，特别注意我的双眼。
曾国藩在他的《 相人口诀 》中，特别重视相人的眼睛。容闳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此时虽不是特别的扭捏，感到非常的不安，但肯定是非常不自在。容闳也详细记下了曾国藩的容貌：
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 实为52岁 )矣，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曾门四子之一的俞樾( 著名古文学家 )也有一个记载。曾国藩更早的时候，1850年，还在京城做礼部侍郎，当时举行礼部考试。这次考试的试题是，要求考生就“淡烟疏雨落花开”先作五言律一首，接着发挥诗意。俞樾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曾国藩一见就给予激赏，对他的诗评价非常高。
曾当时向大学士杜受田建议把他拔为第一，但是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你凭什么判断这个人有才能，莫不是他原来自己有腹稿，押对了题?曾国藩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出的这个题“淡烟疏雨落花开”本来是形容花落的情景，但是俞樾的第一句话就不同凡响：“花落春仍在。”花虽然落了，但是春天仍然在。这样的诗不是跟名句“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吗?难道诗也是他原来做了功课，这次偶然而中吗?
但还是有人觉得把他作为第一不太合适，曾国藩指着俞樾的卷子，说了一句重话：这个人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既然礼部侍郎这样说了，也是为朝廷识拔人才，主持考试的大学士杜受田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把俞樾拔至殿试第一，不久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后来成就非常大，带出了非常多的弟子。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吴昌硕是他的嫡传弟子。还有一位，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学问家，给邹容《 革命军 》作序的人——章太炎( 章炳麟 )。章炳麟后来的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小学方面，文章也写得好。
俞樾的后人也不乏才俊，红学大家俞平伯就是俞樾的曾孙。
曾国藩常说：文章与国运相关联。打天下靠枪杆子，但治天下必须靠笔杆子。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和俞樾这一文一武两个学生有个著名的定评：
李少荃( 李鸿章 )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做了五十年的官，但从不言退，没有一次跟朝廷说我要退休了，一生不言退，确实是拼命做官。而俞樾是拼命著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勤奋耕耘，所以一生著作等身。可见，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方面确实有独特的秘籍。
同治三年，方宗诚在安庆忠义局修志时，曾经问塔、罗、李、彭、杨、鲍何以知其能成大功，曾国藩回答说：
此皆幸而遇者，与诸人共事，不过识其忠勇勤朴，各任以事，稍能成就，人遂谓吾能知人，实则知人甚难，予未敢自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