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关于勤教，曾国藩不管公务多忙，晚上一定留出时间灯下课子读书，跟家人在一起讨论诗书及学问，教给他们自己几十年来人生的大起大伏所积累的见识和智慧。特别令人钦佩的是，曾国藩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遗余力关注子弟们走正路，亲自为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讲授《孟子正义》一书。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说大人今天讲《孟子》的哪一篇哪一篇。曾国藩的勤教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离不开“勤教”。勤字不仅对子女的教育有用，也跟一个家族、朝代兴衰有关。他曾与赵烈文讨论说，清朝国祚之所以持久，其中有一条就是勤政。这一点跟明朝截然相反。
明朝的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勤政外，剩下的皇帝则大多不堪一言。像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有勤勉明君之风范，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执政后期长达三十八年，荒于政事，日夜纵饮作乐，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本人如此，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和祖父嘉靖皇帝都是如此，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清朝的皇帝则不同，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一代一代的皇帝确实都勤于政事，就是清末的光绪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皇家家法教育出来的，所以曾国藩说，教育子女也应该这样，要勤教。
言传身教，六者皆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重要了，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非常重要。父母经常怎样，子女就会学样，父母平常的行为不管好坏，对于子女来说，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他们无形中就学到了。对于言传身教，曾国藩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从俭的话可以长久，当处在乱世时，犹以戒奢侈为要义。高调炫富，盗贼会盯上你，朝廷也会盯上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乱子。特别在乱世，乱世积财为最大不祥，会招致很多灾难。还有衣服不宜置备太多，也不要在样式上太多装饰，尤其不适宜镶嵌过于华丽绚烂的花边。高调炫耀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女俭朴一点，保持一点纯真。
曾国藩在读书上的示范，可以说是个楷模。曾国藩以身作则，常常带领家人读书，晚上利用闲暇陪着孩子们读书。像《孟子正义》这部书孩子们早已经读过，但曾国藩还要一遍一遍地教两个儿子，他认为书读百遍才能读出味道，每读一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总督衙门，他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读诗书文章至少两到三卷，然后用一定的时间课子读书。直到临死前两天，曾国藩还在读《理学宗传》。
“清廉”方面，曾国藩一生清廉，临死时没有给家里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共计分成七分，每个人可能分得一千多两银子，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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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山鬼 黄泓
文字参考：《百年家族的秘密》
原标题：《曾国藩几句家训，揭开家族兴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