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4期】曾国藩：湖湘理学经世派第一人（三）

道德楷模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德、立言、立功封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有副对联这样评价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国藩对今人影响最大的，不只在于他的事功，更在于他的道德操守和修养经验。可以说，不了解曾国藩的为人之道，便无法进入曾国藩的世界。

曾国藩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主义者，堪称道德修养的楷模。

曾国藩道德修养表现有两个显著的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是“诚”。这主要表现在他个人的修养层面上。曾国藩尊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诚”，就是诚实、诚恳，为人表里如一，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人有七情六欲。理学强调清心寡欲。笃信理学的曾国藩也是在理想与欲望互相争斗的困境挣扎中不断前行的。众多史料显示，曾国藩在个人生活中，对道德的追求达到了极致。这里先说一件事：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是十分羡慕妻妾成群的同僚的。一次赴宴见到进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马，“目屡斜视”，回家后听见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绪更是烦燥不已。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开始反省，不由得严厉责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它”。再说一件事，这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做了一个梦，梦见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第二天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了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曾国藩道德修养的根基，是他求学于岳麓书院，任职于京城期间，先后拜欧阳厚均、唐鉴、倭仁、吴延栋、何桂珍、邵懿辰等理学、纪世大师之后逐步形成的。尤其是理学大师唐鉴对他的影响最大。曾国藩多次向唐鉴请教治学之方和检身之要，唐告诉他，大部分人读书归读书，实践归实践，忘记了古代圣贤所说，须将所学身体力行。如研易，如果算卦是为谋生，卦就不灵。相反，清心寡欲研易，演卦反倒有奇效。因此要“躬行实践，笃实诚敬”，这是修身之道 ，也是为官之道。那么，怎样才能笃实诚敬呢，要以《朱子全书》为宗，身体力行，检摄在外，持守于内，君子可贵在慎独。慎独就是谨慎地对待自己独处，在没有人看见时，仍然按照圣贤教诲行事说话，是修身的高境界。

从1842年深秋立志之日起，曾国潘开始“日课”，每天从起床到睡觉，自我监督。他以“学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每天写日记，检索自己一天的言行。发现其中哪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记下来，深刻反省。由于他长期坚持修身，一生谨慎克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越张狂，而他是官越大越收敛。他常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他认为，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他把“四败”写在案头，每天提醒自己。曾国藩立有“三戒”：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写有“三字箴”：“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己，行有不得，反求清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有“五箴”：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他曾言：“我欲仁，斯仁圣矣。我欲为孔孟，则日日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他将自己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须做到12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曾国藩出于修身养性、自我锻铸的需要，为自己订立了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并将这些规矩坚持了一辈子。如果没有诚心，没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自觉，这是难以做到的。

曾国藩道德修养表现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履践”。“履践”，就是将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运用到治国、治军、治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道德信念和规范成为行动的指南和灵魂。

运用到治国。曾国藩认为，为政之要不外乎想事、用人二事。想事，就是要想“经邦济民，安定天下”的大事，这是儒家最高的理想；用人，就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这是儒家人才观的重要体现。作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从政后，无论在京为官期间，还是两江总督任上，都把“想事”、“用人”作为第一要务。

在“想事”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能想事，想大事，而且能干成大事的人。这里讲两个例子：一是给朝廷上奏章。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其中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敷衍、颟顼”。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琐屑”，不去想大事。遇事退缩，只求应付，糊里糊涂地什么都不知道，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二是攻打南京。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十多年，朝廷历次打南京都以失败而告终。曾国藩提出，要改过去南北设营为西面制胜，即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朝廷采纳了。曾国藩也用这个办法，把南京给攻下来了。曾国藩能取胜的原因在于他看中并占领了一个“势”。南京这个“势”是由长江来控制的。南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把长江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码头控制住了，南京就会失势而孤立。曾国藩依“势”而为，不赢都难。这是战略家的眼光，这是一个具有帅才的人才能做出的决策。

在用人方面，曾国藩是一个很会识才的人。曾国藩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了人才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愿在朝廷为官，而愿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不仅能得到锻炼，提拔也很快。曾国藩能网罗天下英才，形成人才群体，原因有五：一是曾国藩从心里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知道要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二是曾国藩做到了真正的“爱才、惜才”。这里说两个人。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容的邀请，带了60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容。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处时，吴死了，武汉城已被太平军攻下来了。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提拔的官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领着6000人，军饷无着落，也没有人管，进退两难之际，曾国藩奏请朝廷，把胡林翼留了下来，军饷由湖南供应。这是因为曾国藩知道，胡林翼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又如左宗棠，当年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虽为幕僚，却是一个很能想事，很能干事，且敢作敢为的人，骆秉章让他做了“师爷”，主持用兵筹饷筹重要事务。1859年，永州总兵、署理湖南提督樊燮谒见骆秉章。骆让他去见左宗棠。因樊没向左宗棠行礼，便召来了左的大骂和脚踢。樊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便上奏朝廷，非严惩不可。脚踢朝廷二品大员，这可不是小事。咸丰皇帝下令彻查，如属实就地正法。曾国藩惜才，第一个站出来保左宗棠，他上书朝廷，说左宗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是性格不好。当今天下纷忧，请咸丰帝刀下留人，为天下留住这个人才。然后又推左任藩臬一级的官员。本来曾国藩对左有再造之恩，但左这个人因为本事也大，官位也高，常与曾政见不和，但曾并不计较。后来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时，曾国藩还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军队老湘营，交给左宗棠。左宗棠收复新疆主要靠的就是这支老湘营。那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钱粮源源不断地予以供应。这个事最终感动了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无负平生。”三是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在“德”与“才”之间，他特别重视“德”。他说，“德”好比水之源头，木之根本；“才”是水之波浪，木之枝叶。在“学”与“识”之间，他更重视“识”。他认为，凡办大事，“识”是最为主要的。因此，当他与容闳一席谈，便知容闳是有“识”之才。容闳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人，对促进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曾国藩听容闳谈中国富强的出路。容闳讲中国要学西方，要把科学技术引进来。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马上给他6万两银子，要他到美国去买机器。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建立起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局。同时曾国藩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奏折，被史学界认为是揭开了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四是曾国藩很善于使用人才。其主要作法是：（1）广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使用上很谨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么才，就把你放到什么地方。（3）区别对待。不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养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培养的方法是“宏奖”，即充分鼓励。对部下好的地方他当而表扬，不好的地方个别谈话批评，即所谓“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他也注重人才的储备。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公派留学生的先河。五是慎选接班人。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选举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李是曾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李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国军事、外交大权。曾国藩死后名声更为响亮，这与李鸿章不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是有很大关系的。

运用到治军。曾国藩从办理团练直至创立战斗力极强的湘军，其治军之道是有很多独到之处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注重思想教育。曾国藩认为，一支没有道德的军队是不能无敌于天下的。他说，“今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浅矣。是以金多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曾国藩带兵，不仅仅注重金银钱财的赏赐，他更注重思想的灌输。他将道德教化引入训练湘军的实践中，将一群大字不识的山农通过封建文人的苦口灌输、理学熏陶，树立起他们对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信仰，使其成为自觉卫道、锋利无比的杀人武器。《清史大纲》等史籍有载：“在中兴人物中，曾国藩……以‘拙诚’化‘理学迂阔之语’为湘军悍勇之气……浇灌久之，朴实山农悉成尊上而知礼的敢死之卒。他又以‘拙诚’鼓动气机，聚合了患难中有心经世的知识分子”，“营官都是兵的导师，所以能训练如一，练成一个有主义的军队”。二是注重养精蓄锐。“夫战勇敢也，再而衰，三而竭。”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他说：“国藩此数语，常常体验之，大约用兵无它谬巧，当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曾国藩不仅领悟到勇气的重要性，而且广引历代战役作为参照，通过这些实例分析，要求部下积蓄部队勇气，蓄势而待发。因此，湘军行军作战，无论至何处，必须高筑墙、深挖壕。即使在某地驻扎一日也不例外，极少在立足不稳的情况下，匆忙迎战。三是注重以身作则。曾国藩以自己坚执的道德情操和人品魅力来感染湘军的广大将士。湘军将领郭松林在曾国藩死后为其作挽联云：“伟业冠古今，满而不溢，高而不危，统求国计民生，先忧后乐。荐贤遍天下，功则归人，过则归己，若论感恩知己，异口同悲。”虽有歌功颂德之嫌，但也道出了曾国藩的修德为人，追求完善的人格。这种完美的人格，对湘军而言，就是榜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就是凝聚力和战斗力。曾国藩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坚韧。湘军接连打了几次败战后，幕僚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湘勇“屡战屡败”。曾国藩审阅时，当即改为“屡败屡战”。四字仍在，但一经调整，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刚毅气魄顿时跃然纸上。曾国藩谦和内敛，以退为进，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人的狂傲之气，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可而止。他从不居功自傲，以诚心待人，对立功将领的奖励从不吝惜。据统计，军兴以来，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不下数万人……，以军功保举记名者则数以十万计。这么多人获得提升，自然会对曾国藩感激涕零。而他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常以林则徐为榜样，提倡节约，做一名清官。容闳赞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正是这种以身作则，使他成了湘军的道德典范，湘军将领都愿意为他拼死血战，自觉遵守他的规则，服从他的号令，保持了湘军内部的团结。

运用到治家。曾国藩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了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诀，“尚廉、尚谦、尚劳”三致祥为核心的家教家风，使之世代子孙从中受益。概括起来，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俭朴。曾国藩出身农家，俭朴习惯伴随他始终。他自己所珍重的，也要求子孙能珍重。他在家书中写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有之。”家传八字诀中，崇俭之意渗透其中。日常生活中，要求妻子欧阳夫人带领女儿、媳妇每日纺纱若干两，每年须做布鞋若干双；要求新媳妇进门，不管出身何门第，须下厨房熟悉家务。在出行上，要求家人不得借侯府之家摆阔气，“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据曾国藩小女回忆，她十几岁时随母到两江总督府，下边穿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父亲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指责她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赶快换掉。她赶紧回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可见曾国藩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他虽然远在军中，但通过查看家里寄来的鞋袜、衣服、干菜等，时刻检验俭朴家风，家人不敢丝毫怠慢。二是重力行。曾国藩从不讲究吃，通常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时人以曾国藩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他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30岁时，曾做一件缎马褂，以后每年只有喜庆日穿，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住所尚简，府中仆从少之又少，惟幔等什物质地一律以简约为准。在京城上朝，不坐一品官轿，只坐普通的蓝呢轿子。中年曾有吸烟和下围棋两样嗜好，后来硬是把水烟壶打碎，彻底戒掉了烟瘾。曾国藩后辈力行家教家风，以简养俭，以俭养廉，以廉明志，为世人做出了好的榜样。曾纪泽为曾国藩长子，爱好广泛，经学、乐律、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无不兼顾，一生勤奋好学，廉洁从政，成为了清末著名外交官。曾纪耀为曾国藩次女，夫家经济困窘，但她牢记父训，谦虚俭朴，多方筹划家务以尽妇道，与家人和睦相处，广得社会赞赏。三是重耕读。曾国藩把“且耕且读”作为立家之基，发家之道。视敛民财、谋名利、扰公差为损家败业之举，要求即使家境宽裕，家人也应勤耕种、好读书，只有自食其力、自求上进，才能保代代兴旺。首先要求不置良田美宅。湘军收复南京后，曾国藩听说九弟国荃在家大肆置田建宅，非常生气，在信中以严厉的口吻进行了责备：“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虽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获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当得知欧阳夫人背地里在娘家置田后，他批评夫人不明大义，“求澄侯弟将五马冲田产为我设法出脱。”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回湘建成新居，名曰富厚堂，花了七千串铜钱，对此，曾国藩撰信：“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此后，曾国藩从未在此住过。其次是不许家人以名牟利。同治三年秋，17岁的曾纪鸿要在长沙参加乡试。此时正当金陵克复，曾氏家族如日中天，曾国藩深恐儿子不懂事，在乡试期间依仗家势营私，遂写信告诫家人：“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须自知。”半个月后又再次写信，重申“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再次是不许家人参与地方公事。曾国藩一再告诫家人不干扰公事，并授之与地方官相处之法：“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抵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告诫子孙自强自立，不尚做官经商，正是他关心爱护家人，替子孙后代着想。

自曾国藩起，曾家家族代有人才出。后辈大多留学海外，以科研专家、学者教授居多，依旧重俭朴、重力行、重耕读的严谨家风，为世人树立了良好榜样。

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其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近代名人对曾国藩做出了很高的评价。1917年，毛泽东在通读《曾文正公全集》后，发出了“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叹。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倍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己；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己。”作为曾国藩事业传人的李鸿章，提起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他评价其师说：“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当时就已经影响到他身边和他以后的人了。在当今社会，其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经世主张，积极的变革意识，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