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一样，国之将倾也必有无数仁人志士涌现。面对清末的大变革之局，除了清廷内部本身有较为贤明的奕䜣主持大局外，在地方上也涌现了四名力挽天倾的乱世名臣，但这四位名臣的下场却各不相同。
曾国藩先前响应清廷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号召，在湘潭编练新式团练武装湘军，并随后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但在得到清廷赏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忌惮。南京城破，慈禧太后调集各方兵马围困已经进入南京的的湘军大部，唯恐曾国藩有不臣之心，湘军诸将也静候曾国藩的决定。深思熟虑后曾国藩决定对南京进行屠戮，表明自身决心。
此后为避免湘军势大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曾国藩更是主动将湘军进行了裁员、解散。而曾国藩本人也被清廷先后调往沿海、陕西镇压当地反清势力，充当清廷的“灭火员”，并和诸位有识之士共同上奏清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不过，本有机会获得儒家最高荣誉“三不朽”的曾国藩却在其后的天津教堂案中，为避免战争的爆发落下了污点，“立德”不曾圆满。
1872年3月12日，本在南京颐养天年、不问朝政的曾国藩脚疾复发，以61岁的高龄去世，追赠太傅，谥号“文正”，获得了古代文人心中最高的谥号。
和曾国藩不同，作为“背锅人”的李鸿章的下场略显凄凉。
本作为湘军幕僚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建立了淮军，并同样在此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的镇压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帮助清廷建立了一系列经济类新型机构，挽回利权。不同的是，李鸿章其后被清廷广泛用于不平等的签订场合。作为清政府外交代言人的李鸿章先后代表清王朝签订了三十多个不平等条约，其中著名的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饱受世人的谩骂。
庚子国难发生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等一众文武大臣进行所谓的“西狩”，将议和的皮球踢给临时册封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令其全权负责。长达一年的漫长谈判和奔波劳碌使得年老李鸿章不堪重负，在耗尽全部精力签订《辛丑条约》后，面对国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指责，在其后得不到两个月内便吐血而亡，谥号“文忠”。
和前两位重臣一样，出生于湖南的左宗棠的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起家，并也被调往陕西镇压捻军，并随后参加洋务运动兴办福州船政局等洋务机构。
不同的是，左宗棠接过了陕甘总督印，一路向西镇压了甘肃的回民叛乱，稳定了西北局势。并在其后新疆动荡、沙俄入侵伊犁后，率大军入疆，先后收复北疆、南疆等地，与沙俄对峙伊犁。在意图收复伊犁的战役中，左宗棠更是亲自携带棺材入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并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然而面对沙俄舰队在海上游曳的威胁，清廷最终选择召回左宗棠以条约的方式收回了伊犁。
虽然凭借诸大战役左宗棠得以跻身中央，但郁郁不得志的他因目疾选择了归乡。在其后的中法战争中被迫抱病出征，面对清廷“乘胜即收”与法军议和的“不败之败”深感愤怒，最终在病重中抱憾而终，谥号“文襄”
不同于前几位凭借军伍征战而崭露头角的先辈，相对较为年轻的张之洞并没有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回民叛乱，而是以探花的优越成绩得以赏识。成绩优秀的张之洞在中央任职几年后便下放地方，逐渐成为清流首领。并凭借整顿吏治、治理地方的功绩得以青云直上，不久就成为治理一方的大员。
也许正是因为满腹圣贤学问以及清廷在困危之时对汉臣的提拔之恩，张之洞始终保持着对清廷的高度忠诚。作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革命曙光的四臣之一，张之洞尽管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发表《劝学篇》号召世人向西方学习，但他始终不愿意顺应时代大潮，而是严厉镇压革命活动。
庚子国难后，作为通晓西洋的地方重臣，张之洞这才被招入中央开始执掌国家的未来方向，但面对摇摇欲坠的清廷统治以及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深感力不从心。最终，病重的张之洞在病榻前听过摄政王载沣洋洋得意的说“不怕，有兵在”后，哀叹着“国运尽矣”，在悲哀中逝世，谥号“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