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三） 张文江 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 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而进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自仇，颓俗日蔽，故其书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自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 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探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为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曾国藩刻此《船山遗书》，非仅为表彰这位当时仍“其名寂寂，其学亦不显于世”之湘学前辈，实有其难言之心。此序须考已言和未言，方能得其旨。国藩于《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之外，更抉出船山一人，实已重探清学之根，而直接上出至宋（以《正蒙注》应之）至汉（以《礼记注》应之）至孔孟，而综之以“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知言，恍然已合内外而接近儒家仁礼思想的核心。此视《圣哲画像记》于三十二人平均使用力量，节节而上之，运动速度已有不同，实已具不同之时间认识。唯时间之尺度放大，则对某一时间段内事物之认识亦必相应简化，此自然之理。船山之学，孤往横绝，视之为结束宋明理学，亦无不可。曾国藩视船山为明清之际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由此而直接上出汉宋孔孟，宜其于汉宋调停之说，已置不论，且于顾亭林、李二曲亦微有不足之言。病老庄之鄙弃礼教而不言其贼仁，病杨墨之贼仁而不言其鄙弃礼教，亦可玩味，与辛酉十月日记“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几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恰可相映，序与日记，有文体之不同，明确可见。曾国藩早年喜《正蒙》之文，由文而哲，于五十之年读船山注而恍然于尽性知命之旨。然之国藩一生喜好庄生之文，却终身未能祈免“羿之中彀”，未知尚能读船山之《庄子通》否。由船山上出至孔子而止，与《圣哲画像记》始于周文王，于时间上限的认识仍无丝毫变更，此虽为清代学风的通病，亦见曾国藩毕竟未能自解束缚，其一生服务于清廷，亦于此有关。经学思想，重重包裹，重重积淀，自汉至清，与整个封建王朝相终始，不知为多少人之思想划定了不可逾越之上限。曾国藩亦为此中一例。然而在当时，于 三十二人之外相应于船山，实为曾国藩之特识。序又记述刻书之缘起，略云：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 是粗备。 按道光十九年，即本文开始时所述之1839年己亥，是年曾国藩于家乡出游，所游恰为永、郴、衡、邵一带船山当年活动地区，为第一次思想转变之始。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西征势盛，而此年正月曾氏建成湘军。同治初元（1862）已下安庆，正值第二次思想转变。而成书于同治四年，太平天国天京被攻克， 清王朝重获暂时安定。则此书之兴废，已为曾国藩一生活动之缩影。曾国藩一生执泥于封建纲常，然而于攻下安庆后，与清廷之关系微妙，此难言之心事，不得不隐忍于言外寄托之。其必于镇压太平天国后印此书，当非偶然。船山强烈的民族思想，于清末反满革命曾起大影响，此结果虽未必为曾国藩所料，仍为《船山遗书》的作用之一。 与重新刊刻《船山遗书》同时，其思想内容与《船山遗书》相表里，而意义或更上之者，是补足明末徐光启未译全的《几何原本》而重为刊刻。其序由子曾纪泽代作，存《曾纪泽遗集·文集》卷一之中。“《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 《几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玛窦氏，同时李凉庵汇入《天学初函》。而《圜容较义》、《测量法义》诸书，其引几何颇有出六卷外者，学者因以不见全书为憾。咸丰间，海宁李壬叔始与西士伟烈亚力续译其后九卷，复为之订其舛误，此书遂为完帙。松江韩禄卿尝刻之，印行无几而板毁于寇。壬叔从余安庆军中，以是书示余曰：“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会余移驻金陵，因属壬叔取后九卷重校付刊，继思无前六卷，则初学无由得其蹊径。而乱后书籍荡泯，《天学初函》世亦稀觏，近时广东海山仙馆刻本，纰谬实多，不足贵重，因并取前六卷属校刊之。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至于探赜索隐，推广古法之所未备，则益远而无穷也。《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点、线、面、体者，象也。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而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和，有较，有有等，有无等，有有比例，有无比例。洞悉乎点、线、面、体，而御之加、减、乘、除，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则《九章》可废乎？非也。学者通乎声音训诂之端，而后古书之奥衍者可读也；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之繁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 序记载刻印始末甚详，可见曾国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徐文定公即徐光启（1562-1633），其卒之年船山（1619-1692）已十四岁，为同一时代中涉及中西文化的两大学者。李壬叔即李善兰（1810-1882），数学家，曾国藩在科学方面的主要幕僚之一，李氏之算学，世谓梅文鼎（1633-1721）后一人，曾国藩筹建安庆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善兰皆主其事。文中“予”指曾国藩，曾纪泽代父作，故有此语气。《传》指《左传》，引语出僖公十五年，为较早论及象数的中华文献之一，将象数和客观事物对照以观，能得数学语言之旨。序末录曾国藩的两段批语： 先太傅批云：“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 “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数语尽算学之用。西洋线法推行，至于抛物线以穷其变。惟明乎数之理，故能取给于心而用不穷，以是为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笃论。嵩焘拜识。” 观象通理，立法求数，今犹云由万事万物之具体上升至抽象模式，此方为数学之大用。曾国藩于《船山遗书》会尽性知命之旨，或知“穷理”于《几何原本》乎？点、线、面、体，于维数当三维，其理于西方由欧几里德（前330-前257）至牛顿（1642-1727）二千年未变，而效用至工业革命大显千十九世纪西方力量强盛入侵东方，此为科学根源之一。而曾国藩复译此书时，西方在不多年前陆续有些科学家破除此书之局限而另开新路，所谓非欧几何（罗巴切夫斯基，1829年；波利埃，1832年；黎曼，1854年），已在为爱因斯坦革命作准备，中国竟慢了一步。故徐光启时译《几何原本》和曾国藩时译《几何原本》这部欧氏几何代表作，差别甚大。明末以来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其间经康乾之际的一蹉跌，竟未可此视。当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时，则有利玛窦翻译乾坤二卦为拉丁文，为西人接触中华易学之始（利玛窦万历十年来华，1582）。康熙帝热 西学，其时西行之易图，尚能和莱布尼兹相应（康熙四十二年当1703，莱布尼兹发表二进制论文）。观序中言点线面体之理，却须引声音训诂之端以自重，可见清乾嘉以后学术风气之一斑。欲以《几何原本》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涉及到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为如何，此诚为难显之情。点线面体或能“括一切有形”，然而明乎三维之理，即能“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仍然是一个问题。中国当时处于西洋势力迫入的大背景之下，自然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然曾国藩注意及西洋科学文化，则已与当年共同从学唐鉴的一些理学家如倭仁等判然有别。 此大背景势力至为强大，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都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林则徐、洪秀全是这样，曾国藩也不能不这样。林则徐注意西方的政治，洪秀全注意西方的宗教，曾国藩注意西方的科学，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相异的步伐却秩然显其相继性，亦为此大背景所迫。《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之印行，二书皆出《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之外，主成此二事，为曾国藩在时代促动下于文化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 其事在当时 必无阻，观曾国藩的一些言论或行动往往须藉弟曾国荃和子曾纪泽发之，或可见当时若干隐情。 《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二书校刻先后同时，受《几何原本》影响，曾国藩于《船山遗书》亦反复注意其象数内容。辛酉七月（1861年9月）日记： 拟校阅船山《周易内传》，王氏说理之书，每失之艰深而不能显豁，与《正蒙注》相同。 这是拟刻《船山遗书》初的日记，此月攻下安庆。《周易内传》为船山晚年总结本人思想的核心著作之一，所言涉及数理内容。曾国藩叹其艰深，已倾注了最大的注意。 船山遗书》刻成后，于丙寅（1866）六月日记又言：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 对《船山遗书》中理数内容的注意，可云贯穿首尾此国藩于《船山遗书》之这一部分，尤多障碍，亦可见中国文化这一部分于曾国藩之时早已晦湮，《四库总目提要》之编者自不能辞其 。曾国藩于学盖有志于更深入者，曾自言于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为生平一耻， 于此却步步生障碍，亦见乾嘉以来所流行的思想于中国文化毕竟功不掩过。 和1861-1862年之间的思想变化相应，曾国藩在此前后的文学思想亦有发展。《圣哲画像记》取姚鼐之义理、辞章、考据分判所择之三十二人，复取姚鼐论文章之道所分之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分判所择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以此上通下达，形成他对文学史的总体认识：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几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系辞》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自然界而返观人类社会之性情，由天地之气把握阴阳，方可通文章莫可穷诘之变，此认识为《经史百家杂钞》之思想准备。次年（庚申三月）日记又云：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之十一类言之。论 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版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版类虽吞吐，而论著类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此意推之。 此以阳刚阴柔分判文体，与前以阳刚阴柔通古今之变，二者一纵一横，构成此年编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之内在坐标。宜喷薄者六类、宜吞吐者五类之分，虽有可取，然文类实未可坚执限定，而阴阳更宜变化以观。曾国藩亦感此说之不尽，故补充分析，而格之处，终未能尽化。 同年日记又言：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茹字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澹字改为和字。（庚申） 雄直怪丽属阳刚之美，淡远茹雅属阴柔之美，此以阴阳判文境，与前之以阴阳判文类，实属不同的思路。于“茹”字更有所得， 可喻曾国藩在1860年前后之特殊心境，此心境可云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主澹主和，亦可见1861-1862年思想转变之机。 数年之间，曾国藩身经攻克安庆、攻克金陵，印行《船山遗书》、《几何原本 等大事，思想亦急剧变化，然此一文学问题，一直盘旋于脑际，于日记信札屡屡见之，八字亦数经更动。甲子（1864）十二日日记云： 梦见姚姬传先生，颀长清癯，而生趣盎然。 曾国藩于刚学，实心之所好，此亦精思形于梦寐之例。辛酉（1866）正月，一夜终得之，乃顺畅写出八种文境。日记云：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之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付斯志。是夜 此八字言者，各做十六字以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 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 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 迹。 怪。 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 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本文地址：http://www.tpjde.com/news/68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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