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背后逻辑到底是什么

　　来源：人大重阳

　　一、 我国中部农村的一个家庭

　　2019年，笔者在中部的一个农村调研时，认识了这样一户普通人家，家中一共有6口人，一对中年夫妻，供养着两位老人和一双子女。男主人在广东深圳的建筑工地做工，每天能赚300元，每个月平均能工作25天，月工资高达7500元。但每做完一个工程，就需要等待或者重新寻找下一个项目，这样一年算下来，去掉等待和寻找的时间，仅能工作9个月。工作的不稳定性极大拉低了月平均工资。另一方面，女主人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而无法工作，男主人的工作成为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即使男主人每年的务工收入（总计67500元），远高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3604元），但两位老人、一双未成年子女以及不工作的妻子的存在，使得全家的人均月收入仅有937.5元。从而使该家庭的6个人成为“六亿人”中的一部分。

　　该家庭实际上是广大中国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高的供养比（（家庭总人数-工作人口数量）/工作人口数量）和不稳定就业使得大量农村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

　　二、不稳定就业拉低人均月收入

　　首先，低收入家庭中需要被照料的老人和孩子以及患病的家庭成员较多。所有贫困家庭中，有12%的家庭至少有一个16岁以下孩子，20%的家庭至少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23%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残疾或身患大病或慢性病的家庭成员。繁重的家庭照料负担，不仅极大的拉低了劳动年龄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同时也因为需要男性劳动力往返参与照料，而显著降低了工作时长。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普遍学历水平低，且工作经验单一，从事的工种都具有一定不稳定性，且大部分没有五险一金保障。2019年有工资性收入的18561人中，小学学历和文盲比例接近29%，初中及以下学历者比例为82%，拥有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不足9%。从工作经验来看，80%以上劳动力仅掌握一项技能，且29%的劳动力从事建筑和装修工作；43%的工作人口没有任何保险。此外，对于照料负担重的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甚至主动选择这种灵活就业的行业和工种，便于频繁往返工作地点和家庭。我们观察到，在同样的学历下，供养负担重的家庭成员更倾向于选择建筑业、销售等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这种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进入不稳定工作的现象，拉低了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间。

　　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长短是拉低工作人口月平均收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庞大的被供养人口是进一步拉低家庭平均收入的核心因素。

　　三、高供养比拉低家庭人均月收入

　　另一方面，这些留在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很难通过务农获得收入，这使得外出务工几乎成为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37%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90%，67%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80%。

　　供养比的改善是精准扶贫的成果之一，是脱贫可持续性的具体表现。但是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农村仍然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体，在供养比已经降至1.4的情况下（2018年该县所在地级市城镇常住人口中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比值为1.6），政策应进一步瞄准于提升无法外出务工的“被供养人口”的收入以及低收入家庭资产的增值，这与乡村振兴目标相吻合，产业振兴带来的村内工作机会增加能够让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在当地就业，同时能够使得土地等资产增值，促使农民转变为股民。除此之外，可适当降低失业保险门槛，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将农民工这一不稳定就业人群纳入其中，同时适当提高保险标准，以平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将进一步缓解农村低收入问题。

　　（附：本文计算所用数据见笔者工作论文“扶贫政策资金的精准性和适用性评估：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