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乐评人）
1994年流行音乐圈真是故事多多。
6月底的时候，《音像世界》主编劳为民给我打电话，说打算9月份在烟台开个“音像文化与传播研讨会”。他邀请我过去，也希望我推荐一下参会嘉宾。
《音像世界》那时已很有影响。它是中国唱片总公司下属的杂志，1985年由劳为民筹办，在上海中唱编辑。一直保持较高的编辑格调，印刷质量也是档次比较高的。我经常应约写一点东西。
9月，去了烟台。基本上出席过南京“光荣与梦想”的乐评人、媒体人全数到场，也有不少音像界的操盘人物。
都是耍笔杆子加耍嘴皮子的聚到一块，要想很正经地研讨问题并不是很现实。我就是一边开会一边走神。
看看与会的人，一眼看到李广平很认真地在做记录。我心里一动，碰碰旁边的张杨：哎，你看李广平，我一看到他就想起南京五台山他帮甘萍提着长裙子的样子……加上你是满场地飞，你们这俩真是好跟班。
张杨悄悄说：其实我挺佩服张全复他老婆赵小敏的，看着蔫蔫的不声不响，干事儿特靠谱。
我想想：那还有那谁，你们正好凑一个“四大跟班”。
张杨兴奋了：还有呢——黑子、苏越、陈小奇、王小京，这不是四大老板吗？
于是我俩一会儿凑了一堆“四大”——“四大制作” “四大乐评”“四大编配”之类的。
散了会饭桌上一说，大家又帮着凑， 评来评去，有意思的有两个：
一个是“四大全活”，指的是“多面手”——什么都干过，而且都有影响，相当于现在说的“斜杠青年”。想了半天，我们评定结果是“四大全活——黄燎原、下面空缺三位”。
结果广州的邓伟标不服，说自己也够全——写词、作曲、企划、宣传、写武侠小说、写评论。便有人质问：写过诗吗？结果阿彪不语。
再一个是评定秦杰、张树荣、宋小明和我是“四大闲人”，意思是这四个人几乎任何歌坛活动都“在场”。
北京青年报的戴方听了不服：金兆钧跟我说过一晚上写一万字的稿子，他怎么是闲人？我才是闲人呢！
从此以后“四大闲人”的说法便传了出去，又有人仿台湾电视剧称我们为“京城四少”。秦杰调侃说：其实恐怕人家心里说的是“四大恶少”吧。
会间一天晚上，王小峰和张杨等到我房间聊天。
王小峰
头一年，黄燎原编了一本书《世界摇滚乐大观》。当时我的同事沈尊光在王酩先生创立的中国轻音乐协会下属的《音乐生活报》当副主编，约我写稿。我就给这本书写了个书评，大意是说摇滚乐的发展不但需要实际运作，也应当有历史和现状介绍、理论批评之类的东西。
没几天，王小峰发表文章《与金兆钧先生商榷》，主要意思是那本书编撰得并不严谨，我不应当推介云云。报社问我要不要反驳。我说本来我也不是很了解摇滚乐，只不过支持一下这种努力而已。此后便常在《音乐生活报》看王小峰的文章，其时他已经在《音像世界》开辟了系统介绍摇滚乐的专栏了。
烟台那晚聊着天，王小峰就“商榷”的事向我表示歉意。我说无所谓，问他：你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怎么搞起摇滚乐来了？
他就给我讲了讲他与摇滚乐的“生死之交”，令我颇为感动。
王小峰提了个看法：老说“光荣与梦想”，要我说，中国流行音乐只有梦想、没有光荣。这次到这会上一看，北京是“梦想、梦想再梦想”，广州是“光荣、光荣再光荣”，上海是“传播、传播再传播”。
我们很是赞同。
说广州是“光荣、光荣再光荣”，意思是说广州造星成绩不凡，尤其是广州媒体某些人的感觉实在是非常“光荣”；北京“梦想、梦想再梦想”是说北京音乐人好高骛远，总是希望独树一帜；而上海因为有《音像世界》，有发达的三大唱片公司——上海中唱、上海音像、上海声像以及强势的电台、电视台，获得了“传播、传播再传播”的定位。
此说法之后广泛被圈里人引用。
散会回北京。到烟台机场一看，是一架小小的伊尔18。张杨喊了一声：怎么从头到尾还拽着一根钢丝？
上了飞机，引擎启动，全飞机叽叽嘎嘎哪儿都响，浑身乱颤，把大伙吓个半死，有人当时就想下飞机。但据说几天就这么一趟飞机，坐火车到北京那会儿差不多得24小时，只好扛着。
快到北京的时候又转向天津停了几个钟头，一问说是北京机场地面大风，伊尔18不够重，会被吹出跑道，得等风小了再飞。
下了飞机，张树荣心里有气，冲空姐嚷嚷：这一飞机都是人物，你们这破飞机也太不牢靠了。
空姐只是甜甜地笑。
2023.9.7
供图/金兆钧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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