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病逝。此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的战局陷入僵持阶段，已两年无甚进展。曾国藩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江西官民的压力，难进难退。父亲的死让心力憔悴的曾国藩如获大赦，还未向咸丰上奏请假，就先行私自回家丁忧守制。
这种行为让咸丰皇帝非常震怒，却也准了曾国藩三个月假期。同时间湖南江西官场和朝堂，都对曾国藩这种行为大加批评指责，其中落井下石、不依不饶的典范，乃是昔日“好友”左宗棠。哪得知，这竟成了曾、左断交的导火索。
曾国藩与左宗棠在第一次见面时，二人的书信就已经显露出各自对彼此的印象。曾国藩为母丁忧期间收到咸丰诏命去长沙办团练，此时曾国藩还是光杆司令，全部家当也只有一封皇帝的“委任状”而已，无任何实权，无任何资助。
京官儿不如“现管”，曾国藩虽是二品高官，但其根基远在京城，想到地方行事，只能找一些地方帮手大力配合，如无人鼎力相助，无职无权的曾国藩在长沙将寸步难行。
曾国藩早就听闻左宗棠“湖南诸葛亮”的大名，所以想拜见这位说话比巡抚还管用的“幕僚师爷”，试想如有此人相助，日后在湖南行事必定会顺利许多。
奈何“今亮”左宗棠自视甚高，对曾国藩这位京城来的二品官，一点不放在眼里。与曾国藩会面时，做足了架子，拿出一位主人姿态，滔滔不绝讲解着湖南长沙的军事防务，甚至把主子湖南巡抚张亮基给晒在一边儿，像是左宗棠的“小跟班儿”。
连巡抚都插不上话，曾国藩更只有侧耳倾听的份儿。曾国藩看出左宗棠头脑清晰，思路开阔，对军务谋划极有远见，所以对左宗棠傲慢的态度并不责怪，反而愈加欣赏。
但左宗棠到对曾国藩却是另一种态度，他见自己的一番言论“惊”的曾国藩无话可说，便觉曾国藩愚钝，才具稍欠。但也产生了一点好印象，那就是曾国藩跟其他官员不一样，没有“大僚尊贵之习”，这让恃才傲物的左宗棠看起来极为顺眼。
说到底，左宗棠是有着极强自尊、自负、也非常自卑的人，这多面的性格跟左宗棠早年的经历有关。左宗棠十五岁中秀才，被称为“天才少年”；十八岁时因才气逼人，得到布政使贺长龄的青睐，日常谈诗论道，交游宴饮。这让左宗棠年少时非常自负，对未来充满希望，世上有几人在十八岁时就能让副省长“以国士相待”呢？
左宗棠二三十岁时更是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接待，陶澍以为奇才，林则徐也闻名邀请宴谈。到后来太平军起兵，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做幕僚，虽是幕僚却委以全省军务，掌握真正的实权，而张亮基自己则成了摆设，这在当时的湖南官场，是人尽皆知的事。
左宗棠的才华同时折服多位高官，这些经历让其自恃高才，但却因为“学历低”“无功名”导致自己极其自卑。左宗棠十五中秀才，二十中举人，而此时的曾国藩还没考上秀才，考上秀才的那一年已经二十三岁，做了秀才之后，望了望四周的同班同学，他见到了自己那考了十六次秀才的老爹曾麟书，竟无语凝噎。
左宗棠二十中举后，意气风发，自觉进士之名唾手可得，谁知会试三次都不曾上榜，这让左宗棠心灰意冷，发誓绝不再考，这事也成了左宗棠心一个心结，导致他每看到比自己官位大的人，都不自觉去衡量彼此的才华。
他看到那些学历比他高，官位比他大但没他有才华的人，常愤愤不平，恶语相讥。这种“过激行为”，其实是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由早年经历和中年现实的落差导致。
当左宗棠看到曾国藩很“谦虚”，心里舒服至极，决定帮他一把。但是他对曾国藩的看法，一直是带有主观偏见的。
其人正派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
曾国藩深知左宗棠自尊心极强，对朝堂之事颇有微词。虽然内心对左宗棠的这些言辞不满，但并不会表露出来，毕竟完事万物都有正反两面，想用左宗棠的才，就得接受他的怪。
于是，这“良好”的合作关系就以曾国藩无限度忍让左宗棠趾高气昂，甚至是指手画脚和训诫为基础展开了。
左宗棠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是这样描述这段合作关系的：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
左宗棠说曾国藩“才短”，手下又没什么人才，所以他从岳州回来后，几乎天天去替曾国藩打理军务，也就是因为曾国藩肯听话，才能做出几分成绩。
左宗棠傲慢，正如其才名一样远扬。这种人锋芒毕露，事必要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天下唯不可缺自己。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每次给左宗棠写信，必对比自己小一岁的左宗棠恭敬称“兄”，这种行为让曾、左二人“蜜月期”维持的更久了一些。
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是尊敬的，无论出于表里，他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才来帮自己组建湘军，处理一些棘手的军务。但是左宗棠看曾国藩态度却是多变，他看重曾国藩的正直、担当，却对其才华不以为然，认为其无才，虽愿意协助曾国藩，却常因朋友面子协助曾国藩。
后来张亮基调离湖南，左宗棠也只能归隐。曾国藩在失去两大帮手之后，被湖南官场排挤到衡州。曾国藩又成了光杆司令，来到衡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左宗棠出山担任“顾问”。曾国藩说：弟才智不及兄，还请兄来帮我练兵，至于其余事物，全由兄自己安排。
但是左宗棠并不愿辅佐曾国藩，因为这让左宗棠觉得没有成就感。左宗棠在湖南时帮助曾国藩，是因为初次见到曾国藩，被其正直和谦虚打动，但是曾国藩行事“儒缓”，让左宗棠看了气不打一处来，非常着急，认为曾国藩没有“将略”，所以不但没有答应曾国藩的请求，反而讽刺了一番。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如何？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仰赞高深。
左宗棠对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有什么将略，所以我这等才疏学浅的人，就不敢高攀了。
紧接着，左宗棠就出山做了湖南新巡抚骆秉章的参谋。
左宗棠虽恃才傲物，但是对别人的品性极为看重。虽然看不上曾国藩的才，但是对曾国藩的血性还是比较欣赏。曾国藩在咸丰四年被太平军挫败，导致投水自杀，左宗棠闻讯后也是赶过去好言相劝，晓之以国事，动之以民情，才让曾国藩重拾信心。
后来曾国藩收复武汉名声大噪，又重新回到湖南办公，这时的左宗棠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又发生了以前相似的一幕，左宗棠时常嗔怒曾国藩“儒缓”不可教，而且越来越深。这是因为左宗棠心中毫无“将略”的曾国藩，居然收复武汉获赐黄马褂，这让左宗棠心理极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并不是出于对功勋的嫉妒，而是打内心里觉得曾国藩不如自己，却取得了比自己好的成绩，所以需要在别的事务上体现自己“强”的一面。这就跟小两口生活一样，如果女方能力很强，男方又极有自尊，则会把这种压倒性欲望转嫁到床上。
曾国藩有无限的包容和忍让，虽然时常在别人耳朵里听到左宗棠对自己的恶评，甚至从左宗棠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也亲眼得见讥讽之词，但曾国藩并没有言语反击，也没有表露任何不满，毕竟他需要左宗棠的才华，受人之长就要纳人之短。
也就是说，等曾国藩不需要左宗棠的时候，便不需忍让了。曾左二人断交的直接原因就是曾国藩在江西苦战两年毫无进展，想借为父亲丁忧一事，退到后方稍作喘息，希望能从局外破局。
左宗棠看了曾国藩这般举动，以为曾国藩是“逃避”，所以对曾国藩横加讥讽，甚至说曾国藩带兵有误云云。曾国藩此时心力憔悴，压力之大已经需要借口为父丁忧来缓解，哪还有什么心情去顾忌左宗棠的感受？即便是左宗棠有才，也解不了他的困境，所以干脆对左宗棠理都不理。
左宗棠是出了名的“嘴炮王”，虽然跟曾国藩关系不好，但与脾气相投的曾国荃关系不错。这段时间，曾、左虽未明言“绝交”，但左宗棠也给诸多人写过抱怨的信札，无一不是在说曾国藩差的。
左宗棠的朋友，自然不乏曾国藩的朋友，所以往来之间，二人对比就出来了。
我帮你，但是我拿你找快感。
你帮不了我的时候，我也不用再奉承你。
二人就以此状态过了一年。直至曾国藩丁忧结束再度出山，心理上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从以前利用关系到如今真正做到“宽恕待人”，自然也对左宗棠也另眼相待。毕竟在家守制这一年，对战略有了新的设想，且前方战局已经得到缓解。而左宗棠对未来的湘军来说，又是一枚必不可少的人才，于是曾国藩开始主动抛出橄榄枝，期望和好。
左宗棠在曾国藩音信全无后一年后受到请求和好的信，自然不会怠慢，所以也回信一封表露自己的内心状态。
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
一年没信儿，还以为老兄跟我绝交了，虽然想想很后悔，但是一直跟你赌气。
说到底，还是自尊惹的祸。
曾、左二人，在性格上正好相对，二人都正直刚强，但曾能容人，处处以大局着想，为了结果不惜一切代价。左自卑自负，遇事必吐而后快，处处需高人一头才掩盖自己的出身卑微。这两种类型的人如真能在一起共事，相爱相杀而不散，那一定是“各取所需”，有着各自的小算盘，或者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生活中，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在一起共事，总有一个人需要妥协，这样才能长久，就像曾国藩所做的：受人之长，纳人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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